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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女性往往低估了育儿成本

更新时间:2018-7-17 20:42:35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作者:佚名

芬德(Kerry Fender)本来并没打算在女儿出生后辞去工作。

她向自己供职的一所硅谷天主教学校争取到了八个月的产假。38岁的芬德说:“学校给了我很多支持,我热爱自己的事业,也喜欢那里的同事,一切都称心如意。”

但有些事是在芬德意料之外的。比如,每天在家、学校和日托中心三地之间来回奔波,通勤时间竟然增至三个小时。一次,女儿因感冒患上了支气管炎,折腾了芬德整整五个月,身边也没有亲人可以搭把手。几个月后,芬德和丈夫决定,她应该辞职。芬德的丈夫是一家数据科学初创公司的创始人。

新研究表明,女性常常低估一边上班一边养育孩子所要付出的时间、财力和精力。很多女性投入了高昂的成本来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因而在做一个职场妈妈的真正代价显露出来后,不甘辞职回家。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经济学家Jessica Pan说,一些处于生育黄金年龄的女性可能会对生孩子后的职场前景“盲目乐观”。她与普林斯顿大学的Ilyana Kuziemko和Jenny Shen以及耶鲁大学的Ebonya Washington共同完成了论文《妈咪效应:女性是否预料到了育儿对职场的影响》(The Mommy Effect: Do Women Anticipate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Motherhood)。该论文已提交给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论文作者发现,差不多自1990年以来,参加密歇根大学组织的美国年轻人态度和价值观调查的18岁女性中只有约2%称,希望在30岁时当全职妈妈。而实际上,15%到18%的美国女性在30岁时都成了家庭主妇。这说明许多女性本来以为工作和养娃可以兼顾,后来发现并不可行。

上述经济学家在阅览政府调查结果后发现,与没有孩子但其他条件类似的女性相比,美国母亲生产后短期内就业的可能性要低28%-40%,英国母亲生产后短期内就业的可能性低38%左右,而且在此后的五到10年内,这一差距也难以缩小。在英国,因育儿辞职的职场女性中只有一半在一年前预料到了自己的这一决定。

美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该国57%的学士学位以及半数以上的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授予了女性。据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一份报告称,尽管就劳动力参与率而言,有本科和研究生学位的女性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要高,但前者的参与率自2000年以来已有所下降。

对此,《妈咪效应》论文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解释:做母亲的真正成本很难预料。根据美国政府的一项调查,在同时有学士学位和六岁以下孩子的女性中,有60%认同“当父母比我想象的难”的说法。相比之下,只有不到40%的有大学学位和六岁以下孩子的男性同意该说法。

职场妈妈面对的成本不仅包括小孩托管等各种有形的费用支出(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扣除通胀因素后,幼儿托管开销在1985年至2011年期间增加了一半以上),还包括一些难以量化的无形成本,譬如有些女性背负的母乳喂养压力,这意味着要在上班时耗费相当多的时间泵奶。

《妈咪效应》的作者提到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人员的一篇早期论文。论文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25至34岁的母亲无论受教育水平如何,每周花在照料孩子上的时间为11至13小时。而到本世纪初,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称,她们花在照料孩子上的时间几乎翻倍,达到20至22小时;没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照料孩子的时间增至16小时左右。

如今,许多大公司不仅允许新晋父母休更多假,还增加了其他福利,例如提供幼托补贴,帮助他们扮演好作为员工和为人父母的双重角色。然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提供这些福利并不是美国雇主的惯常做法,因此享受到这些福利的劳动者相对较少。

当然,确有一些女性满腔热情地放弃了好工作,心甘情愿成为全职妈妈,余者则是前面提到的本不愿离开职场的女性。据美国联邦数据显示,去年美国出生的婴儿数量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

薪酬差异也是导致女性生育后最终离职的原因之一。很多时候丈夫比妻子挣得多,因此在家庭情况变复杂时,妻子辞去工作显然更加实际。

沃格利(Claire Vogeley)原是一位单身母亲,多年来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如今,女儿已经13岁。2015年沃格利再婚,2017年生下一子后,她打算回到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校友办公室,继续做管理员的工作。但身为电脑工程师的丈夫失去了允许他在家远程办公的工作,新工作需要他每天在办公室工作八小时以上。没有了灵活的工作时间,白天接送儿子的任务就没法完成了。

38岁的沃格利说:“坦白讲,丈夫的薪水比我高得多。如果我俩要放弃一份薪水,那肯定是放弃我的。”

离职那天,沃格利把“助理主任”的铭牌带回了家。她说:“我想这也许是我个人职业生涯的顶点了,我可能再也到不了这个高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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