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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女生在北京“巨蛋”摸索自己的角色

更新时间:2017-4-6 11:57:18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作者:佚名

隐身于北京国家大剧院新闻发布厅一间豪华的更衣室里,我们紧张地坐在椅子上,椅套的颜色是中国红。在经历了最后一刻采访被取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锲而不舍地打电话、发微信以及小心地说尽好话,围着飞机机库大小、俗称“巨蛋”的国家大剧院一通乱追之后,歌剧导演陈薪伊终于同意接受一个简短的采访。为了帮我厘清歌剧的一些术语,我还特地带上了一位中国朋友,在需要的时候帮忙翻译。

“您好,陈老师,”我用差强人意的中文开场。“我叫黄彦宁。”我在证件上用的是英文名字,若是说出来会太快暴露我美国人的身份。

“我帮她翻译,”我的朋友说道。

导演打断他,看着我的眼睛,说:“让她来提问。她需要练习。”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们磕磕绊绊地做完采访,我请来的翻译尽职地把之前列好的问题问完。因为太过紧张,没法追问问题,我站起身,礼貌地谢过陈薪伊,然后赶紧先撤了。

我又能如何为自己的无能辩护呢?那次采访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我多希望自己能对他说出下面这个故事。

我的名字是黄彦宁,但你也可以叫我斯蒂芬妮·黄(Stephanie Wong),这是我出生证明上的名字。我目前在芝加哥念大学。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意大利和中国做一个关于经典西方歌剧传统的跨文化研究。我在罗马住了四个月,过去的两个月我一直在北京。这只是我第二次来中国。

我的父母并不是来自中国。母亲在新加坡的一个小村庄长大,那是新加坡城市化之前;我的父亲在香港的公屋里长大。为了寻找工作机会,他们去了美国,在英国和加拿大完成研究生学位后,二十八九岁的他们遇到了彼此。几年之后,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在芝加哥郊外长大,成为第一代美国人。

由于父母自不同的国家,所以他们在一个有着丰富文化的环境中将我养大。父母对各式美食的热情培养了我最好的品质:她很会吃——我新加坡的亲戚这么说。我从五岁开始接受全面的音乐教育,培养了对古典音乐的热爱,后来演变成我对西方歌剧的研究。在语言方面,我听着英语、广东话、闽南话和母亲的普通话长大——至今我不流利的中文仍然染有新加坡口音。

但除了对中国的传说、民歌和语言的集体知识之外,我的父母对于中国大陆一直相当生疏。我也不大问关于大陆的事情,而总是问他们在前英国殖民地度过的童年。成长的过程中,我和家人在新加坡和香港过暑假,有一搭没一搭、不情愿地学着中文。我没有去探索我的背景,而是转向阅读关于古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教科书,这是我今天仍在继续学习的学科。只有当我的研究机会出现时,我才意识到,鉴于我把焦点放在西方,我恐怕永远不会常住亚洲。

当我告诉父母准备去中国住几个月的时候,我收到了二种情绪反应:

第一种是吃惊:他们从未料到沉迷在西方文化中的女儿,想去中国工作。“此外,”他们问我,“那里有西方歌剧吗?”

第二种是被动—攻击型愉悦:“你终于可以好好提高你的中文了,”母亲承认道,她也没忘记我无法用中文读写。

在意大利和中国,我了解到,歌剧的政治推动着它们的国家目标和国际关系:意大利人为这个国家级的艺术形式感到自豪,同时也担心它会迅速衰落;而中国人则试图把它建成一种可持续的软实力形式。

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做调查期间,我的角色飘忽不定。外国游客、说英语的人、做田野调查的研究者、不合格的翻译——这些都是我。没有人知道,这个学习西方歌剧在中国的发展、有着中国人面孔的西方人究竟在搞什么鬼。在国家大剧院,有一个为我没有中国身份证而感到困惑不解的保安曾任意地要求我拿出美国护照,容其细细查看。还有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我不得不为一个中国的女主持人做不合格的翻译工作,她跟我一样也是来国家大剧院参观的,我们的导游是在国家大剧院担任歌剧顾问的一个意大利人,可以讲很好的英文,但中文说不了太多。

这个奇特的国籍和种族十字路口,为我提供了一些如果我的脸或背景并非如此的话,恐怕就不会有的机会,像是到后台参观,与受人欢迎的中国歌手碰面并做访问。因为我的中国面孔,使我得以深入了解到中国人对中国新歌剧的质量的看法,又因为我海外华人的身份,使我了解到一些外国人不方便公开表达的意见。有一次,我问国家大剧院的一个来自意大利的歌剧顾问,何以每年不断有新制作和新的委约歌剧时,他无奈地挥着手说:“唯有数字能让他们高潮!”在还不了解我的背景时,中国人信任我的脸,外国人信任我的语言。

在意大利,我因为长着外国人的脸和说着外国人的语言,而面对一个不同的问题:“那个日本女孩说意大利语?”大多数意大利人会马上假设我是日本人。也许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两国之间的联系在作祟?也许是因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之前,来这里的东方面孔主要是日本人?反正我没找到大家为什么把我当作日本人的原因。在我时常去意大利歌剧院的那段时间——这些地方各国人都有,意大利人会在引起我的注意后,大声喊“Konichiwa”(日语“你好”的意思)。

在中国,情况则相反:乍一看,绝大多数人立即假设我是中国人。回答对我背景的询问,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而这不仅仅是在我做研究的时候。

每天卖给我豆浆的阿姨知道我是外国人,有次她问我,“韩国也有豆浆吗?”我没有把我的身份来历告诉她,只是微笑着点头。这谎撒得!我可从未去过韩国。

“你不是更喜欢西方的东西吗?”我的中国同屋睁大眼睛,认真地问道。“嗯……”我回道,“但我却来中国了。”还有一次,她问我:“你本名叫什么?证件上的名字?”我不得不拿出护照来证明。

我最喜欢的问题,来自北京的一个国际生同学:“你确定你是美国人吗?你看起来活脱脱一个中国姑娘。”

在我的生活和歌剧研究中,人们会问我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半球。但是,当我的国籍和我的种族发生冲突的时候,特别是在中国,我就会想到关于西方歌剧的“所有权”之争,以及中国的男中低音歌唱家沈洋对我说的话:“歌剧是歌剧。这是人类伟大的艺术形式,它属于我们所有人。”

在今天这个世界,歌剧是歌剧,音乐是音乐,斯蒂芬妮·黄可以是黄彦宁。

所以,陈老师,在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希望自己的中文会有提高,也希望我的研究会更有意义。我将仍然是一个老外——一个在听到《今夜无人入眠》(Nessun dorma)时,跟世上的任何人一样会心碎的老外,一个对她的背景和身份还有很多需要了解的老外。很高兴遇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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