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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纽约小城(上):“知青”与“民工”

更新时间:2016-12-21 10:36:14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作者:佚名

晚上十一点半,刘亲童和我在他老板提供的员工宿舍里。我们并排坐在一张单人床上,身后有条绣着红牡丹的绒毯,大概不是他自己买的。这个24岁的年轻人坐在床边,就着一个简陋的塑料桌子,在笔记本电脑上打网游。他已经在餐厅上了一天班。现在,他什么也懒得去想。昏暗的房间里,屏幕的蓝光映在他脸上,角落里的暖风机嗡嗡作响,把空气烧得很干。在这里,刘亲童向我说起他的故事。

隔壁的房间里,董艾琳正在和她的孩子视频聊天。她大概30来岁,有个六岁的儿子,女儿刚过一岁生日,都住在纽约市。董艾琳在餐馆做服务员,每天下班后都要和孩子们打个电话,“一说就是几个小时”。稍早一点的时候,她在上班的餐厅外面给儿子打电话:“做完作业了吗?”这位年轻的母亲小心地把手机放到耳边,声音很轻柔。

这时,黄炳辉已经到了城郊的24小时健身房。每天连续工作近10小时后,他喜欢来这里活动活动。从锻炼腹肌的动作开始,黄炳辉按照自己的流程,游走在一排排我叫不出名字的机器之间。健身房很宽敞,众多的全身镜几乎占满了所有墙面,大功率的日光灯将房间照得不像是夜里。又一组动作结束后,黄炳辉在哑铃区的长椅上坐下,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回忆起刚来美国的那几年,他低声说:“以前我经常边洗盘子边哭。”

刘亲童、董艾琳和黄炳辉都是在美国生活的中国移民,他们在纽约上州的波基浦西市(Poughkeepsie)一家叫做“东京快线”(Tokyo Express)的餐厅上班。波基浦西地处哈德逊河谷,位于纽约市和阿尔巴尼之间,全市住着三万多人。

来这里读大学之前,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小城。他们三人大概也是如此。和很多中国移民一样,他们初来美国时打算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工作,最终却在这个中国人所知甚少的城市留了下来,在这个距离我的学校不到一公里的小餐馆留了下来。我时不时会和朋友去东京快线吃饭。从同一个家乡,经过同一段距离,来到同一座不知名的美国小城,我们生活轨迹的交汇显得有些不可思议。我迫不及待想认识他们,想探索我们相遇的巧合或者缘分。

但与此同时,我又隐约感到我和他们三人的距离与隔阂。无论是从中国到美国的旅程,还是在波基浦西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经历似乎都截然不同,仿佛两条平行线,无限接近却没有交集。不过,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之后,我发现我们之间的联系大概比想像中要多得多。

东京快线的老板姓杨,30多年前,他从福州来到美国,在波基浦西拥有了自己的店面。之所以决定卖日餐是为了避免竞争,他的亲戚已经在附近开了一家中餐厅和一家泰国餐馆。在美国,波基浦西这样的小城镇里,开日本餐馆的中国人不在少数,这些中国老板们做日本菜的手艺往往是在做学徒时从其他店里学的。

我从武汉来这里上学快四年了。学校全称瓦萨学院,被我们戏称为“瓦村”,以吐槽其地理位置的偏僻和日常生活的不便。因此,对于瓦村的我们来说,东京快线每天从纽约城里运来的新鲜食材显得格外珍贵。食物本身虽说达不到“此物只应天上有”的高度,也足够令人念念不忘了。在餐厅橘红色的灯光里,我们吃着爽口的鳗鱼寿司和温暖的荞麦面,得以暂时逃离差强人意的食堂和没完没了的阅读。

在这里,我与刘亲童和董艾琳打过几次照面。

刘亲童一般在餐厅的木质吧台后面,他负责制作寿司。穿着白色的厨师服,他大概比看上去更瘦一点。他头发中长,厨师专用的那种平顶帽下面露出黑色的鬓角,左边的耳垂上戴着银色的耳钉。

董艾琳是餐厅唯一的服务员。艾琳是她的英文名(Irene),她说中文名不好念,客人也记不住,就取了个差不多的英文名字,时间久了,反而显得比中文名还要自然。她个子不高,留着到脖子的短发,我一直很羡慕她漂亮的眼睛。她对客人友好而不过分热情,似乎有意保持着职业性的距离。她喜欢坐在收银台后面,斜对着餐厅门口蓝色的门帘,以便在客人进门后能立即上前招呼。

一年多前在餐厅吃晚饭的时候,我第一次向刘亲童和董艾琳介绍了自己。这让我觉得有点奇怪,我怀疑他们也有类似的感受。得知我的采访意图后,董艾琳笑着指向刘亲童:“你采访他吧,他的普通话比我好。”董艾琳是福州人,刘亲童来自附近的县级市长乐,虽然和我交流时会说普通话,但闽南语才是他们从小最习惯的方言。在我看来,董艾琳的普通话并不比刘亲童差。她大概太谦虚了,或者这只是为避免采访找的借口。我更倾向于第二种猜测。

但我还是接受了她的建议,主要向刘亲童提问。他的回答往往是一两句话和一个有点害羞的微笑。董艾琳很快加入了谈话,她问我:“你们学校现在有多少中国学生?……你们现在还会办春节活动之类的吗?都是谁负责啊?”比起回答,她似乎更愿意发问。我于是向她说起我的家乡、学习生活、今后的打算,我说我也希望能更了解她。她说她真的没时间。

对董艾琳这样的餐厅员工来说,一天10小时一周六天是最基本的工作时间。她的两个小孩都和爸爸、外婆一起住在曼哈顿。每逢周一,她会搭两个小时的火车到纽约市里,和家人度过一周里唯一的休息日。她没有告诉我更多关于自己的事。

交谈中我得知,东京快线三位员工的家人都住在纽约市里。但要说纽约市是他们的家或许有点牵强。毕竟一周里至少有五天,他们都在波基浦西度过,住在餐厅老板提供的员工宿舍里。他们告诉我,家人住在城里是因为别处的生活太不方便。和许多中国移民一样,他们刚来美国时,掌握的英语可能仅能应付海关。各地的中国城于是成为无比重要的社区和资源,用中文为移民提供商品、服务和帮助。但三人都是由亲戚朋友介绍来东京快线工作的,因此尽管城里更方便,在波基浦西待得久了也就不想换了。他们在美国的情况,和国内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似乎正好相反。

我感到刘亲童并不比董艾琳更愿意讨论自己的生活。面对我的兴趣,他显得有些困惑,也似乎很有负担。如果有人对于我的日常生活感到好奇,我大概也不免有类似的感受,谈论自己眼中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多少有些麻烦和浪费时间。当我问他为什么来美国的时候,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来生活”。此后我又一次在微信里提出采访的请求,他反问:“有什么可采访的?都差不多。”并在消息的最后加上了一个冒冷汗的表情。

几经拒绝以后,我决定尝试最后一次。于是在一个周三的晚上八点半,我再次来到东京快线。餐厅里难得没有客人。当天只有刘亲童、董艾琳和黄炳辉三人当班,他们坐在一张角落里的桌子边,正在吃晚饭。桌子上摆着一盘芹菜肉丝和一盘清炒包菜。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黄炳辉,我叫他黄师傅。他在后厨工作,所以食客轻易是见不到的。作为店里唯一的主厨,除了准备寿司之外的全部菜品以外,他也负责这样的员工餐。黄师傅看上去四十多岁。他穿着白色的t恤和蓝色的牛仔裤,上衣被大块的肌肉撑起,显得有点紧。年轻的打扮让我几乎没注意到他眼角的皱纹。和刘亲童与董艾琳不同,黄师傅很愿意接受采访,聊聊他在美国的生活。

在某天餐厅打烊后,我和黄师傅一起去了他的健身房,他还带上了一位在附近餐厅做厨师的中国朋友。路上,黄师傅在他的SUV里放着《爱情买卖》之类的网络歌曲,音量很大。音乐中,他和他的朋友用闽南语高声说笑着。我没听懂他们说了些什么。

从健身房出来,我们在车里聊了很久。2002年,黄师傅决定移民美国。当时,他在福州老家的砖头生意已经难以维持。由于很多朋友都在太平洋彼岸开始了新的生活,黄师傅也决定碰碰运气。几年前,他终于成为美国公民,于是申请老婆和女儿到美国同住。他们一家现在住在布鲁克林。

但这并不像短短几行字那么容易。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黄师傅换过无数工作和老板,先后两次因移民身份出庭,他也曾试图在马里兰开一间自己的餐厅,最终却因生意冷淡不得不转让出去。我不确定还有多少事是他没有告诉我的。他平静地回忆起这些过往,有时露出有点勉强的笑容,感叹着过去的自己。

2002年到现在的14年间,黄师傅一共回过两次国。他对我笑笑:“怎么说呢——我来这也十多年了吧,可还是觉得不习惯。”但他似乎难以描述自己感受到的差异。“嗯……天气不同啊,然后吃的……倒差不多。但你懂我意思吧?”此前在餐厅和董艾琳聊天时,我们也谈到了这个话题。“美国适合家庭生活,不适合娱乐,”她说,“你待久了就知道了。”在美国住了几年,我已经能够体会异国他乡难免的疏离和孤立。在另一个国家生活、定居数十年是什么感觉,我几乎无法想像。黄师傅、董艾琳和刘亲童或许已经习惯了中美之间具体的、肉眼可见的不同和差别,但无形的隔阂仍无处不在。对他们来说,美国大概是最熟悉又最陌生的一片土地。

但如今,黄师傅关心的不只是习不习惯的问题,而是今后的日子。我们聊到他都如何在纽约和家人度过休息日。说着说着,他突然叹了口气,说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在干嘛。每天都一样,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接着他转过头,问我:“你说呢?”

黄师傅每年的工资有36000多美元,用于一家三口的生活,勉强能维持收支平衡。稍微减少工作时长就不够家庭的开销,而如此下去又似乎看不到出路。我问他是否还想尝试自己开店。“怎么说呢,自己也很喜欢这里,待久了也不想再换了。”他说道,言语间带着无奈和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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